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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长征的胜利，是同中央苏区广大军民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分不开的。福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境内有福建省、闽赣省2个省级苏维埃政府，鼎盛时期的苏维埃区域面积达3.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经2013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确认，属中央苏区范围的县（市、区）37个（2021年三明市原三元区、梅列区合并为新的三元区），视同中央苏区考虑的县（市、区）4个。福建苏区广大民众和子弟兵以无私的付出、顽强的坚持、伟大的牺牲，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不朽诗篇，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福建是中央红军开展长征先遣行动的战略后方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后期，随着苏区北大门广昌的失守，1934年5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提出了红军不能打破敌人“围剿”情况下的两个方案：（一）留苏区坚持进行游击战争；（二）将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6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央，表示“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认为“威胁蒋介石的主要基地和交通线，对保存中央苏区和便于其余部队向湖南方向撤离（如果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的话），都具有很大的意义”。第二天再次致电中央：“建议发动福建战役，将其作为预防和吸引开敌人，进而便于保存苏区或从那里撤离（如果不可避免这样做的话）的措施。”为此，7月初，红七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闽浙皖赣边区国民党远后方，发展游击战争。红七军团由原闽北独立师、闽北赤警师、建（宁）黎（川）泰（宁）独立师、邵（武）光（泽）独立团、建（宁）泰（宁）独立团及其他地方革命武装整编而成，其中有不少是闽北、闽西北子弟兵。

　　抗日先遣队转战福建期间，一度攻打省会福州，试图造成更大的政治影响，调动和吸引福建省内更多的国民党军特别是“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东路军回援。尽管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却也让国民党福建当局产生了恐慌，“围剿”闽东的国民党部队被急调回福州外围，在湖北整训的国民党第四十四师由长江水路经海运驰援福州，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也急忙从漳州飞赴福州“视察”督战，并电请蒋介石火速派兵增防。抗日先遣队全体指战员6000多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历时6个多月，横跨4省几十个县（其中福建20多个县），长驱5000余里，进行主要战斗30余次，牵制了10余万国民党军，震动了福州、杭州、芜湖以至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这在一定程度上策应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及中央主力红军战略大转移。

　　二、福建苏区民众为中央红军出发长征作出倾力准备

　　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指中央苏区—引者注）’的矛盾态度”，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准备工作一直是在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口号下秘密进行的。因此，大约在长征开始半年前，中央苏区广大军民为取得反“围剿”胜利所作的一切努力，同时也是为红军长征进行着直接的准备。

　　《红色中华》有关福建扩红的报道

　　福建苏区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支援红军的光荣传统。在“一切为着国内战争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广大苏区民众倾尽所有，全力以赴，为中央红军出发长征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准备。

　　福建苏区为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补充了大量兵员。1934年5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号召，决定在五、六、七3个月扩大红军5万人，“红五月”完成扩红2.7万人，开展声势浩大的“红五月”扩大红军突击运动。中央苏区所属各县立即行动起来，深入政治动员，做好组织发动，开展竞赛，掀起了“猛烈地扩大红军”的热潮。至1934年6月底，计划提前完成，扩红达62244人，其中，福建省完成7161人，闽赣省完成1323人。从县到乡，从党内到各群众团体，层层动员，充分发挥党团组织的领导作用和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使扩红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情景屡见不鲜，扩红模范区、模范乡不断涌现，许多县、区的基干地方武装模范营、模范连、赤卫队、少先队等整营、整连、整队地加入红军主力部队。长汀县从1933年12月起连续5个月超过预定计划，共扩红3214人，1934年“红五月”之初在13天内送到补充师800余新战士，因此荣获中革军委授予的“奖给红色‘五一’扩大红军模范长汀县”奖旗。1934年9月，中央苏区又开展“动员三万新战士上前线”的运动，福建省和闽赣省再次掀起扩红热潮。据资料记载，宁化县共3.6万户13万人口，其中男性6.65万人，青壮年2.16万人；1929年至1934年有1.3万余人参加红军，平均不到3户中有1户是军属，10人中有1人参加红军，青壮年中不到2人有1人是红军。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福建子弟兵近3万人，占总人数8.6万余人的1/3多，几乎遍及参加长征的红军各部，比较集中的有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6000余人、红九军团第二十二师2000余人，以及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第二师第五团和第六团、第十五师一个团，红八军团第十四师一个团。聂荣臻元帅曾深情回忆：“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

　　“扩红模范”宁化县禾口乡

　　福建苏区为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准备了大量军需。为保证红军的给养和前线的战斗，1934年6月初，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发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的指示，要求开展节省3升米运动以得到7.5万担谷子，没收地主、征收富农的粮食6.5万担，发动群众借10万担谷子。7月22日，又作出在秋收中借谷60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并动员苏区群众为筹集100万担粮食而斗争。为贯彻中央的指示，福建省委书记刘少奇号召后方机关工作人员每月节约3升米，将吃大锅饭改为用饭包蒸饭，并写上名字，当时称作“包包饭”。至8月底，福建省在借谷运动中比原计划超额完成1万余担，约7.6万担，且各县均超额完成，其中长汀县约3.1万担；闽赣省也加紧开展筹粮突击运动，有着“苏区乌克兰”美誉的宁化县，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的考察部署下，从8月18日起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共收集粮食3.4万余担。据资料统计，1929年至1934年，宁化县共筹集粮食20余万担、油菜籽6万余担、布鞋和草鞋20余万双、钱款54万余元以及大量被装等军用物资，组织2万余人次的担架队支援前线。苏区民众还开展增收节支和筹款筹物活动，大力发展生产，赶制军需用品，从财力和物力上支援红军。福建省在1934年6月15日至22日的短短8天中，共收集铜3200斤、锡410斤、铁1500斤、子弹壳180斤。长汀县在五六月间共筹款7000余元，兆征县在7月份共筹款1.7万余元。福建省和闽赣省干部群众积极响应“收集5万床被单”“募集20万双草鞋”的号召，许多妇女将家中的金银首饰卖掉购买公债，有的捐出陪嫁的耳环、手镯，把到期的公债票、借谷票无偿退还政府。“红色小上海”长汀县拥有300多家工商业及商店、银行，在发展生产、筹集给养资财方面贡献突出，其中中央被服厂长汀第三分厂为确保红军有衣穿有被盖，自6月起每天加班两个小时。红军出发长征时，战士们都感激地说，他们吃的、穿的、用的，都凝聚着苏区人民的深情厚意。

　　三、福建子弟兵的英勇善战为中央红军长征打开了胜利通道

　　在漫漫的长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在这支英雄的队伍中，活跃着众多信念坚定、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福建子弟兵。他们担负着前锋或后卫、政治工作或后勤保障、侦察或救护等艰巨而繁重的任务，涌现出不少英雄团队和英雄个人，为中央红军长征打开了胜利通道。他们从出发时的近3万人，顽强战斗到达陕北时仅剩2000余人，平均每前进一里就有一名福建子弟兵牺牲在长征路上。

　　由刘亚楼任政委的红一军团第二师是中央红军的先头师，其麾下有杨成武任政委的红四团和王集成任政委的红六团，都是著名的先锋团、尖刀团。他们一路上闯关夺隘，攻无不克，在冲破湘江封锁线、突破乌江天险、智取遵义城、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攻占腊子口、首过雪山等许多影响全局的重大战役和作战行动中，克敌制胜，屡建奇功。过草地前，刘亚楼调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依旧担任开路先锋，成为在中央红军这两大主力师担任过军政主官的唯一一位高级指挥员，目睹了闽籍子弟兵为长征胜利付出的重大牺牲。担任长征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主要由闽西子弟兵组成，他们抱着“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负责阻击尾追之敌，掩护主力红军渡过湘江，全师6000余名指战员几乎全部壮烈牺牲。红五军团中由张南生任政委（遵义会议后）的第十三师第三十七团，也是著名的后卫团，擅长打阻击战、防御战。

　　除主战场外，其他战线上也活跃着福建子弟兵的身影。侦察战线上，刘忠任科长、苏静任参谋的红一军团侦察科，像一把锋利的尖刀，总是行动在部队的最前头，侦察敌情，获取情报，测绘作战地图，探明行军路线。他们和军委二局的罗舜初、戴镜元、何廷一、童小鹏等人，成为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为长征的许多重大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红四方面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开创者—“无名英雄”蔡威，在长征途中为中央红军和其他主力红军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被称为军中“活菩萨”。后勤战线上，红一军团第二师供给部部长兼作战后勤部部长赖际发、中革军委总供给部财政处处长张元寿，深入细致做好作战物资、战利品等调配工作，全力保证部队的后勤补给。金融战线上，曹菊如任党支部书记的中革军委第二纵队第十五大队，安全护送货币、金银及相关机器、文件等百余担，被称为“扁担银行”，确保了长征中红军的经济命脉。医疗战线上，以傅连暲、江一真、叶青山、涂通今、林金亮为代表的200余名福建籍白衣战士，奋战在中央红军医院及军团、师、团、营、连、后勤机关卫生队，有的后来还跟随红四方面军行动，挽救了众多红军将士的生命，傅连暲被称为军中“红色华佗”，江一真被称为“红军一把刀”。宣传思想等战线上，郭滴人、陈明、陈仁麒、罗元发、袁子钦等利用行军和作战间隙，宣讲革命道理，激励战士们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此外，郭化若、黄鹄显、阙中一、李质忠、吴振英等在中央、军委总司令部做好参谋助手和机要警卫工作，在军委直属炮兵营任连长的张新华率部打出炮兵的神威，吴富莲、邓六金、谢小梅在参加长征的30名女干部中展现出巾帼女杰的风采。

　　四、中央红军部分部队奉命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到指定地域，参加长征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后期，红军以“六路分兵”的办法对付国民党军的进攻。为阻击国民党军的东路进攻，保障红军战略转移前的准备工作，在朱德的直接指挥下，中央红军集结红一军团第一师和第二师、红九军团第三师以及红二十四师共3.4万余人，于1934年9月初发起松毛岭战役。松毛岭位于长汀和连城交界处，是进入长汀、瑞金苏区的必经之路，素有“东线咽喉”和“苏区门户”之称。在第一阶段的温坊战斗中，红军取得了第五次反“围剿”近一年来最大一次胜利。在第二阶段的松毛岭战斗中，红军在福建苏区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展开顽强的阻击，与国民党军反复进行激烈的争夺和厮杀。 

　　1934年9月27日，参加松毛岭战斗的红九军团在主阵地失守后，退至西侧山麓的长汀南山镇钟屋村（今中复村）。29日，在付出重大牺牲处于不利的情况下，红九军团奉中革军委之命，撤出松毛岭战役，向长汀河田镇方向集中。10月7日，红九军团接到《朱德关于红九军团转移到古城、瑞金间地域的部署致罗炳辉、蔡树藩电》：“九军团（医院、兵站及轻伤病员均在内）准备转移方向，并应于九日晨到达古城、瑞金之间的地域。”同日，退驻宁化西部淮土镇凤凰山村（时属太雷县）、大王村一带休整的红三军团主力第四师一部，接到《朱德关于红三军团应在目前集中地进行补充和军政训练致彭德怀、杨尚昆电》：“三军团到十二号止，应在目前第一个集中地域进行人员、干部、弹药等的补充”，“全部约于十二号晚出动，并于十四日晨到达第二集中地域”。于是，在福建的中央红军部分部队奉命到指定地域，参加长征。

　　与此同时，退驻宁化淮土隘门的红一军团第十五师（少共国际师）一个团，驻防在宁化淮阳一带的中革军委直属炮兵营，迁驻宁化方田沙罗坝的红三军团后方医院及一部分伤病员，驻扎在宁化上曹坊、下曹坊、滑石一带的红九军团后方机关，于10月上中旬先后从宁化向西转移，参加长征。闽赣军区独立第七、第十一团及闽赣省机关部分工作人员，也于10月初从宁化出发参加长征。

　　五、福建苏区军民的顽强阻击和坚守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为完成中革军委下达的10月底前长汀不能丢失的任务，留守苏区的红二十四师和福建军区所属地方武装节节抵抗，顽强阻击国民党军向长汀方向的进攻，使国民党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极大代价，直到11月2日才进入长汀城，10日才攻陷瑞金，打破了国民党军10月占领长汀、11月1日会师瑞金的计划，其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已撤离瑞金一个月了。在此期间，闽赣军区将各县所属地方武装整编成闽赣第十二团、第十六团、第十七团、第十八团共2000余人，并在各县突击成立基干游击队，集中力量在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泰宁一带，顽强阻滞国民党军队4个师的进攻。11月30日，宁化县城被攻占。至此，中央苏区福建省和闽赣省各县县城全部失陷。此外，由宁清归地方独立营、游击队合编的独立第七团及闽赣军区所属独立第十一团，于1934年8月下旬奉命赶赴江西，也为保卫苏区和红军的战略转移作出了贡献。

　　苏区失陷后，福建各地方武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战略转变，转入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依靠广大群众的有力支持，应对国民党地方当局频繁的军事“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开辟了闽西、闽粤边、闽赣边、闽北、闽东、闽中6块游击区，完成了党所赋予的历史使命，保存了党的有生力量和中国革命在南方的战略支点，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从战略上有力地配合和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1937年六七月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方方时曾肯定地说：“你们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许多干部，发展了部队，保卫了苏区土地和广大群众的利益，是伟大的胜利。”

　　综上，作为中央苏区重要组成部分的福建，为红军长征出发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保障，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长征这部英雄史诗中的壮丽篇章。

　　作者：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   执笔：杨占城，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研究二处处长，一级调研员